2月20日，正月二十七，距离中央领导指示“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以来，正好一个月，也快出正月了。俗话说，不出正月都是年，按最传统的过法，这年也快过完了，该开始工作了。今年被新冠病毒撞了一下，也只能直面困难。人人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只是因为害怕病毒，更是希望疫情快点结束，早一点恢复正常。

一、湖北疫情数据也降了一个量级

今日通报数据有几个特点：

①不仅全国除湖北外地区新增病例数连日下降至56例，湖北除武汉外地区的新增病例数也首次下降至十位数（33例），且相对降幅较大。全天新增病例中，武汉所占比重达到除2月12日突增近一万五例那天以外的最高，抗疫工作进入到以武汉为中心的集中决战期。

②从全国现有确诊病例近几日持续走低的趋势看，之前累积的患者数量正在被消耗，数学意义上的现有确诊病例峰值点已经来到，侧面印证了累计病例的拐点也已经来到（约在2月12日～14日间）。但表现出明显的“疫来如山倒、疫去如抽丝”的状态，当下还不能轻易放松警惕。一方面要对高风险地区继续严控，另一方面要加大临床诊疗的力量和药物研发进度，不能让攻坚战变成持久战。

③ 湖北地区的现存确诊患者数也在2月16日达到了数学意义上的峰值，但重症率攀高令人痛心。对比湖北以外地区的治疗情况，结合一些现场医生的判断，这个病轻症比较好对付，所以一定要早治疗。湖北重症演变到现在的局面，很可能是很多病人确诊不及时，收治慢导致的。复盘疫情以来的防控，虽然对疾病的认识客观上有认识的过程，但是早期诊断标准过严，确实是大量感染人群没有得到及时隔离和收治的重要原因。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必须避免这样的情况，在疫情早期有能力控制的时候，尽可能多跟踪观察，多收治。

二、第六版诊断标准出台，疾病特征和治疗方案的确定性提高

好在新一版诊断标准出台了。和第五版及其修订版诊断标准相比，对公众而言，新标准有几个明显的变化值得关注。

①关于传播途径，除了继续明确经呼吸道飞沫是主要传播途径，对于接触传播，明确“密切接触”是主要传播途径，也就是一般不用孔光一闪而过的传染。对于之前怀疑的气溶胶传播，增加了“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中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

②关于诊断标准，取消了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的区别，统一为为“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两类。确诊病例需有病原学证据阳性结果，也就是需要试剂检测。这也意味着湖北的救治秩序开始有序了，不需要用一些特殊的宽松标准来加快病人确诊和收治。

③关于疾病模式，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轻症“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两类，以及相应的与其他上呼吸道感染和其他类别肺炎的鉴别要求。也就是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不一定都是肺炎。所以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命名这次疫情，可能比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更准确。这也是北京非典防控专家组组长、原全国政协委员朱宗涵教授和我们在多次交流中一直探讨的。

④关于治疗方式，明确“应在具备有效隔离条件和防护条件的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确诊病例可多人收治在同一病室”，也表明湖北，特别是武汉已经准备了足够的床位，不再有疑似病例多人收治在同一病室。同时，删除“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新型冠状病毒治疗方法”，在试用药物中，增加“磷酸氯喹和阿比多尔”两个药物。也就是虽然还没有像治疗流感的达菲那样的特效药，但是已经有一些有效果的药物。

这些变化和调整，意味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更加确定，解决这个疾病的手段更加确定。

三、疫情确定性提高，是时候明确防控目标了

昨天分析，疫情防控措施的降级和解除需要一些条件，除了疫情稳定和昨天分析的心理稳定以外，还需要的一个条件是政策空间，也就是达到什么要求可以收兵？一个月前的今天，党中央吹响了抗“疫”之战的号角，全国各省相继启动一级响应，政府、市场、社会全员投入到了这场战役中，随着疫情的稳定和确定性提高，在什么情况下收兵，成了当下最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事关疫情防控这一战场，也事关已经开始的第二场战役，也就是复工复产之战。

这也就是前几天分析中提到过的疫情防控目标设定问题，涉及两个层面。

从全局看，需要判断这次抗击新冠病毒是要像抗击非典那样，实现“消灭”病毒，还是接受和病毒长期共生，期待病毒毒性逐渐减弱以及开发特效药和疫苗来对抗散发病例和可能的流行。这个不是谁说了就算的，既取决于我国疫情防控的成效，也取决于世界各国对新冠病毒防控的措施和效果。如果其他国家最终不能“消灭”这个病毒，那么即使我们最终“消灭”了这个病毒，那也仍然面临被输入的风险。需要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人类很可能要和这个病毒共生。而实际上，人类消灭病毒的经验非常有限，之后天花一例。

但无论最后疫情是何种结果，我们都需要做好各种情况出现的应对预案。这也是从本次公共卫生应急应对中吸取的教训。

从地方看，当前需要给地方的防控目标进行设定和明确。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场战役，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实际上这两场战役是一场战役，疫情防控决定了复工复产的速度，而复工复产又给疫情防控增加了不确定性。

启动一级响应是各省相继自主的决策。从现有公开的信息看，似乎并没有十分明确的一级响应的启动条件和响应方案，但毕竟是在中央明确提出要求之后，国家将新冠病毒肺炎列为乙类法定传染病并按甲类管理，而且管辖范围内出现病例，各省才采取的应对措施。

降低响应级别，甚至解除防控措施，也要有标准，给地方有操作的依据。不能让地方政府既要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又要面对防控目标的不确定性。

总体上建议中央提出指导意见并进行指导督查，由各省具体实施。但中央制定的原则中，需要有容错机制，留有余地，不以病例零增长作为目标，不应将病例反弹作为判断地方官员执政能力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的讲，各地防控面临的环境和基础能力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疫情数据，面对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各地政府做出的决策也会有所差异。严格防控不该“一到切”，同样，解除防控也做不到“齐步走”。

在明确了疫情控制到何种程度可以复工，出现多少散发病例可以容忍等问题后，相信地方政府也可以更好地在“两手抓”问题上正确决策。观察各地的政策，浙江的举措是值得借鉴的，以确保不出现流行给各地提防控要求，并提出“以确定性的工作主动应对不确定的形势”，这是增强确定性，应对不确定问题的最务实态度。

因为我们必须在增强确定性中坚定信心。

【说明】

1、本文首发于腾讯医典。

2、感谢中国社科院大学硕士研究生谈佳辉同学提供的助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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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健康经济研究室团队制作

· 数据均整理自国家、各省卫健委或人民政府发布的每日／实时疫情信息